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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子女家庭功能對其自我概念發展之影響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李維純

壹、前言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10)最新的資料顯示,九八學年外籍(含大陸地區)配偶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人數計155,144人,占全部國中小學生數之6.1%,其中國中22,032人,占國中學生總人數之2.32%;國小133、112人,占國小學生總人數之8.35%(教育部統計處, 2010)。人數不斷逐年攀升,雖然目前就讀國小的新移民子女數大於國中,但不久的將來,這些就讀國小的新移民子女將邁入青少年的階段,使就讀國高中的新移民子女人數快速增加。

 

邁入青少年階段後,其生活主要的任務之一便是自我概念的發展。假如將個人的世界觀比喻為已完成的建築物,社會、文化這兩者為地基、混泥土、黏合物及磚塊,那麼自我概念便是建築物的設計藍圖。自我概念包含對自己及週遭環境的獨特了解與知覺,其形成會受到與社會及文化互動的影響,在互動過程中個人會過濾經驗、資訊、傳統、知識與架構,並將其融入特殊的個人及世界觀點(Schmidt, 2006)。

 

正向的自我概念發展對青少年而言相當的重要,其會影響青少年許多方面的適應與表現,甚至包含自我評價的部分。接下來,下面內容將介紹正向自我概念發展的重要性。

 

貳、正向自我概念發展的重要性

自我概念不健康的人通常會被他人排斥,因此是否能接納他人以及被他人接納,與自我概念的建構息息相關。若無法順利達成以上的情形,其可能會造成青少年發展的阻礙或危機,使青少年無法順利與他人建立友誼關係(Rice & Dolgin, 2002)。

 

另外,在自我概念與個人學業成就兩者的關係上, Garzarelli、Everhart及Lester(1993)指出學業上常有成功經驗的學生能感受到較高的個人價值感,因此學業成就與自我概念的發展是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引自Rice & Dolgin, 2002)。學業平均較高的學生,其自我接納的程度亦較高(Mboya, 1989)。

 

Rice 及 Dolgin(2002)表示自我概念的建構也會影響自我評價的形成,也就是自尊。高自尊的青少年較能欣賞自己、感受到自我價值以及有較高的自我接納度。Klein(1995)指出自尊與個體的心理健康和情緒發展亦有緊密的相關。

 

Rice 及 Dolgin(2002)提及低自尊不僅會使個體出現一連串情緒性的症狀,如焦慮;同時也會有較低的自我評價,預期自己永遠是一個失敗者,最後可能形成反社會或犯罪行為。另外,自我概念亦與自我效能息息相關,正向的自我概念可以使個人擁有較高的自我效能感(Bandura, 1998;Maddux & Gosselin, 2003;Schmidt, 2006)。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知道發展正向的自我概念是相當重要的事,擁有良好自我概念的人,對自己的接納度及評價會比較高,繼而影響其面對環境的反應及自我期許,較能克服生活的困境及挫折。

 

叁、新移民子女家庭功能對自我概念發展之影響

Rice 及 Dolgin(2002)指出親子關係、父母教養態度、家庭、人際關係、學業成就、語言能力、社經地位、重要他人、種族歧視與文化認同為影響自我概念發展主要因素。其中,父母與家庭在青少年自我概念發展過程往往扮演關鍵性角色。正向的親子關係、父母教養態度與家庭氣氛能幫助個體發展正向的自我概念。

 

與母親互動關係密切者,較具有自信、理性、自制力與正向自我評價;相反的,與母親互動關係疏離者,則容易對自己產生負面的評價,個性也較容易衝動、暴躁,做事缺乏應變的能力(Rice & Dolgin, 2002)。子女對父母的認同若不足,便無法發展出健全的自我認同(Erikson, 1968)。

 

部分新移民子女因家庭成員、社會大眾及主流文化對其母親的偏見與種族歧視影響,造成其對母親的認同產生困惑、衝突與矛盾的態度,進而影響對自己的觀感(李瑞金、張美智,2004;莫藜藜、賴珮玲, 2004)。

 

倘若新移民父母以彈性、接納和開放的態度面對文化的衝擊、歧視與偏見,能在主流社會與新移民之間建立良好的文化橋樑,那麼青少年階段的移民子女便能以開放的態度接納自己(Johnston, 1972;Scott & Scott, 1989)。

 

李維純(2007)的研究顯示青少年新移民子女在消化與面對外界對新移民女性或其母親的污名化行為,其因應方式往往取決於父母對主流文化態度開放與否。父母對主流文化接納度越高,對社會種族歧視越能以正向觀點轉換者,其子女愈能以健全的觀點重新詮釋、整合其自我概念。

 

除了對父母的認同感外,家庭氣氛的好壞對自我概念發展也很重要,Amato(1986)表示青少年家庭中經常發生衝突或是親子關係惡劣者,其自尊通常會較低(引自Rice & Dolgin, 2002)。

 

新移民子女的父母愈能給予關愛,親子關係愈親密者,其表現就會較有自信,對自我的評價也會比較高;相反的,當新移民子女的家庭氣氛疏離、家庭成員互動不良時,新移民子女對自己的身分會產生懷疑,並造成自我概念的低落(陳金蓮, 2004;李維純, 2007)。

 

家庭社經地位於自我概念發展亦具影響力。Schmidt(2006)提及家庭經濟地位的提升或抑制,以及家庭成員對社經地位的認同會影響個體自我概念的形成。社經地位相對低落之新移民家庭,容易成為弱勢中的弱勢,不斷受主流社會壓迫。少數新移民子女因身分與經濟弱勢陷入外界雙重藐視與歧視,形成受傷與憤怒的情緒,認為貧窮非其所願,期許有一天能透過自身努力突破經濟困境,找回自我尊嚴(李維純, 2007)。

 

綜合上述可見家庭功能對新移民子女自我概念發展之影響,良好的家庭功能有利於新移民子女正向自我概念發展。新移民子女若能與家人維持良好互動關係者,可提升對自我的信心,接納和認同母親與自己,形成對自己正向的評價,並更具備各項能力與特質因應環境的壓力。

 

肆、結語與給予學校實務工作者相關建議

在提升新移民子女家庭功能部分,學校實務工作者可從以下幾點做起:

 

一、提供新移民父母正向親子溝通相關資訊:

研究發現新移民子女其成長與學習過程裡,母親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且無可取代(李維純, 2007)。因此不論是新移民子女在身心發展、語言學習、生活及學校適應等等方面,皆需新移民女性積極的參與和關懷。

 

學校可舉辦相關講座,鼓勵家長參與。但許多新移民女性家庭經濟狀況並不好,需負擔家計,忙於工作與家事(劉秀燕,2003)。也因此容易減少親子互動時間,亦無機會學習親子溝通技巧。

 

考慮到某些社經地位屬於弱勢的新移民女性恐無時間心力與機會參與相關課程,可培訓並成立義工群,以外展服務的方式,於固定時間至新移民女性家中做家庭訪問,關懷及了解其親子溝通情形,拓展支持資源脈絡,藉機傳遞相關資訊。

 

也可組成新移民女性自助團體,讓新移民女性於團體中交流親子溝通教養經驗,分享可獲得的資源。在團體中成員不僅可彼此支持,透過經驗分享亦能加速其對親子溝通技巧之學習。

 

二、增進學校實務工作者多元文化相關的輔導知能

現為多元文化的時代,而青少年階段的新移民子女在身心發展過程中會遇到不同議題,包含心理、生理、認知、情緒、人際、學業及自我…等。導師是學校輔導工作的第一線,較能察覺青少年新移民子女各方面議題。因此,可規劃一系列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活動,幫助教師建立多元文化相關知能,瞭解新移民女性之文化背景,知道如何與青少年新移民子女相處,從生活中觀察、注意與判別需要提供支持的青少年新移民子女,並提供適度的支持與協助,使其在自我概念發展的階段能夠順利完成各項心理發展的任務。

 

三、提供獎助學金或工讀機會予有需要之新移民子女。

對於家中經濟狀況處於弱勢者,學校可提供獎學金或是工讀機會予需要之新移民子女,減緩其經濟壓力,讓其能心無旁鶩投入學習情境。

 

溝通能使父母更瞭解處於青少年階段之新移民子女,並適時給予子女支持,解除其多方面的壓力。因此,當父母能夠同理子女,給予適當的空間與支持時,在解除青少年新移民子女壓力的效果往往比其他方式來的高許多,亦可建立孩子對自己的信心與自我評價的提升,形成正向的自我概念與自我效能,對環境更具因應能力並克服困境。

 

伍、參考文獻

李金瑞、張美智(2004)。從文化觀點探討東南亞外籍配偶在台灣之生活適應。社區發展季刊,105,101-108。

李維純(2007)。東南亞籍新移民女性其青少年子女自我概念發展與轉換之探討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南投縣。

陳金蓮 (2004)。四位外籍配偶子女學校適應之個案研究。國立花蓮師範學院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花蓮市。

教育部(2010)。外籍配偶子女就學人數。教育部統計處。2010年12月05日,取自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overview44.xls

莫藜藜、賴珮玲(2004)。台灣社會「少子化」與外籍配偶子女的問題初探。社區發展季刊,105,55-65。

劉秀燕(2003)。跨文化衝擊下外籍新娘家庭環境及其子女行為表現之研究。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Bandura, A. (1998). Self-efficacy.In H. Freidman (Ed.), Encyclopedia of mental health. San Diego, CA:Academic Press.

Erikson, E.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Garzarelli, P., Everhart, B., & Lester, D.(1993). “Self-Concept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Gifted and Academically Weak Students.” Adolescence, 28, 235 -237.

Klein, H. A. (1995). “Self-perception in Late Adolescence:An Interactive Perspective.”Adolescence, 30, 579-591.

Johnston, R. (1972). Future Australians: Immigrant children in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Canberra: ANU Press.

Maddux, J. E., & Gosselin, J. T. (2003). Self-efficacy. In M. R. Leary & J. P. Tangency(Eds.), Handbook of self and identity (pp. 218-238). New York: Guilford.

Mboya,M. M. (1989). “The Relative Important of Global Self-Concept and Self-Concept of Academic Ability to Predicting Academic Achievement.”Adolescence,24,39 -46.

Rice, F. P., & Dolgin, K. G. (2002). The adolescent: Developmen , relationships , and culture. Boston, MA: Person Education.

Schmidt, J. J. (2006). Social and culture foundations of counseling and human services: Multiple influences on self-concept development. Boston, MA: Person Education.

Scott, W. A. & Scott, R.(1989). Adaptation of Immigrants.Individual difference and determinants. Oxford,UK:Perg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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